我这里延着这一思路，作进一步的申说，拟分三个方面来谈：权利过剩，道德不足是指西方实定法。

就有奥斯丁和哈特否定道德必须植根于法律。我们的讨论就以这个界定为基础。

再一个是英国，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它的宪法习惯上被人们视作一系列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组合，最早的是1215年的《大宪章》，以后则有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1911年和1949年的《议会法》等，这些法律，不是关于权利的就是关于权力的，说以权利为本位，应无异议，如要说以道德为本位，徒增笑柄。而不是认为道德只是一种应当，是我们的主观意愿施加于法律的一种约束（西方法学家大都这样看）。登特列夫这样说：以上由第一与普遍诫律(即行善避恶)推演出来的种种诫律，可以随着时代与环境之不同而不同。并有其他学者附和，却无一人反对。[7]至于这种种推论和应用是否到位，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9]多么崇高的为权利而斗争啊，个人为利益而进行的争夺，终于站上了道德的高地。[12]进而把它内设于资本主义的法律中：通常法被说成是为伦理服务的。1. 道德回应型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产物。

当事人上诉后，二审法院面临沸腾的民意，将判决结果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中，比较典型的现象是法律和政治的关联程度十分高。有一些法律规范直接包含道德要素。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调解的主体、内容、期限等问题作出全面规定。

在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矛盾集中体现为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需求与司法公正实现不平衡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客观评价和审查社会道德需求。

这种道德压力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其简单、直接，其通常受到自利性动机的趋使。通过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解决由个案以及未来类似案件折射出来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在我国法律实践中，这一做法已越来越成熟。在坚持司法被动性原则的基础上，司法回应道德关切彰显了中国特色审判制度的优越性。司法虽然可以积极介入某些道德问题，但司法的运作仍要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得任意逾越必要的边界。

理解压制型司法，首先需要认识压制型法。对于那些道德争议较大，或者由特定领域、特定群体引起的道德关注，不宜通过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来作出调整，而可灵活地通过道德修辞这种论证方法来解决。在系统与系统之间，通过发出激扰，受激扰的系统会在特定的内外部环境下尝试作出回应，从而发生一种系统耦合的效应。在此案的侦办过程中，社会舆论亦有分歧：一种呼声认为该反杀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在前述李昌奎案中，法院一审判决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道德矛盾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司法过程中，此种矛盾时常会通过民意与司法的紧张冲突展现出来。道德回应型司法解释有多种表现：有时，在解释中会出现与道德相关的字眼。

群众的判断标准是朴素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而法官则以理性的法律判断和论证作为方法，二者会产生冲突。对于社会中一些典型的争议问题，当缺少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可通过案例加以规范。其次，分析司法何以会与道德发生关联，在此基础上，探究道德回应型司法的兴起及其背后蕴含的法理。尤其是当法律的判断与民众的法感情拉开距离时，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便彰显了我国司法的优越性。若判决结果合法但不合理，法官就需要考虑运用何种法律论证方法才能让判决结果获得实质合理性。而对于道德分歧严重、尚难形成定论的争议，比如代孕、单身女性冻卵、同性婚姻等问题，暂不宜形成普遍的司法指导规则，甚至不便通过发布司法政策来作出调整。

而调解是一种柔性结案方式，既是一种高效解决纠纷且节省司法资源的制度，又可以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便于最大限度满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第一，司法能动应以克制为前提，回应道德要以必要为限度。

而群体性民意道德压力是由个体意见或评论聚合而成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裁判方法，主要是裁判者在解决问题时实际运用的思维和论证方式。

其一，对道德分歧严重、尚难达成共识的问题作出盲目回应。有些道德争议问题，完全可以放在法律的框架内来解决，而无需使用道德修辞和论证。

实际上，二审判决结果并未充分回应民众的呼声，导致法院进退两难。对于个别不适宜通过司法解释调整的道德议题，可暂时交由司法政策来解决。只有有效避开上述各种可能出现的偏差或风险，司法回应才能发挥其应有功效。当下中国的司法可以被看作一种以自治型司法为主、以回应型司法为辅的混合模式。

总之，司法回应须以必要为限度，应坚守住自己的边界和底线，不能盲目出击，不能随意回应和过度回应。这看似公平，实则不公平。

当法官面对群体性民意道德压力、特定的个体性道德压力以及社会基本道德压力时，这种回应型的司法修辞和论证方法便能够发挥功用。在审判实践中，很多道德诉求是围绕生命权、自由权、人之尊严等基本善而被提出的。

3. 道德回应型案例治理在消解同案不同判的审判压力过程中，人民法院发展出了回应型的案例制度。假若司法虽然做了很多回应性工作，但回应的问题要么是人们群众并不关心甚至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要么回应的力度不够，那么，这种不痛不痒的回应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司法能动也叫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相对，代表了一种灵活的法律适用观，反对机械主义和保守主义。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群众司法路线，倡导能动司法理念，主张司法的人民性决定了要回应群众关切，满足群众期待。该判决一经作出，社会舆论哗然，认为这一结果违背客观事实，有损被害人权益，且在道德上无法接受。应坚持法治原则，协调好司法的被动性和回应性之间的关系，使道德回应型司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司法应在自身活动的边界内，以必要为原则，谨慎并适度回应社会关切。对此，司法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采取谨慎态度，不介入，不回应，以免引发更大的争议。

作为规范的道德，有层次高低之分。司法肩负着执行法律与落实正义的双重职责，公正既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也是重要的道德价值。

对于审判工作中需制定的规范或意见，可采规定的形式。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在特定商业领域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算不算商业道德这一问题，给出了肯定性的答案。